假如新冠病毒在非洲暴发……-大数据文摘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 | 曹培信

《柳叶刀》用模型预测，经历过埃博拉的大陆准备好了吗？

截止到3月1日，COVID-19已传播至6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8841例，死亡129例，海外的确诊病例增长数已经超过国内。

其中疫情最严重的的四个国家是韩国（4212）、意大利（1694）、伊朗（978）、日本（961）。

鉴于疫情在全球的急剧扩散，2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宣布，将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提高为“非常高”，此前，新冠肺炎全球风险级别为“高风险”。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现在中国以外地区才是最大担忧。一些机构也在前不久预计到了新冠肺炎的全球传播，并将注意力放在了医疗条件和防控能力较为落后的地区——非洲。

2月20日，《柳叶刀》就刊登了一篇来自比利时、法国、美国的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文章阐述了COVID-19从中国传播到非洲各国的风险，以及非洲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

论文给出的结果显示：

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疫情进入风险最高；

非洲整体面临风险小于欧洲；

非洲大多数国家防疫能力严重不足，防控体系脆弱；

非洲国家面临疫情输入风险呈现集群效应。

通过航空数据评估，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疫情进入风险最高

论文整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各省的病例数据，结合从该省飞往非洲各国的航班和机票售出的数量来评估COVID-19传播到非洲各国的风险。

研究人员首先是将中国每个省的病例数据与该省客运量最大的三个机场建立联系，由于1月23日湖北实施了封闭管理，湖北不在模型计算之内，为了更符合实际，模型还对北京、上海的机场进行了加强，将和北京和上海相邻的省份也纳入评估。

对于每个非洲国家，最有可能的首个病例输入是通过计算一个国家与每个中国省份的联系，衡量中国一个城市成为该国旅行病例来源的概率来确定的。不同国家的暴露概况之间的相似性用基于熵的度量来量化，并且用于通过聚类来对具有相似迁入模式的国家进行分组。

结果显示，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南非是疫情进入风险最高的国家，其次是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摩洛哥、苏丹、安哥拉、坦桑尼亚、加纳和肯尼亚的疫情进入风险属于中等，其他的国家疫情风险都相对较小。

大多数非洲国家疫情防控体系都很脆弱

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讨论非洲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这其中引入了一些现有的医疗卫生体系评估体系。

IHR MEF是世卫组织开发的一套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系统，用于评估一个国家检测和应对卫生紧急情况的能力。

这四个部分包括一个强制性报告和三项自愿性报告，强制性报告是一个年度报告（the State Party Self-Assessment Annual Reporting [SPAR]），非强制性报告分别是联合外部评估（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行动后审查和模拟演习评估，所有这些信息都由世卫组织收集和传播。

其中，SPAR和联合外部评估都是为了量化每个国家的应对重大卫生事件的能力，但是却没有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控制的间接因素，如人口、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

因此，引入两个新的指数。一是传染病应对脆弱性指数（IDVI），二是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与世卫组织合作开发的一个指标——INFORM流行病风险指数，以考虑每个国家的流行病传播风险、基础设施、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的不同的综合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多变量分析表明，SPAR和联合外部评价指标之间以及IDVI和INFO流行病风险指数之间高度相关，因此考虑到它们的互补性，研究人员选择了SPAR来评估防疫能力，IDVI代表疫情防控体系脆弱性。

结果显示，输入风险最高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南非的SPAR能力得分（分别为87、76和62）和IDVI得分（分别为53、49和69）。

风险排名其次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它们的SPAR能力得分中等（分别为51和67），但脆弱性较高（分别为27和38），并且潜在暴露的人口要大得多。风险中等的摩洛哥、苏丹、安哥拉、坦桑尼亚、加纳和肯尼亚能力水平各不相同（从34至75），其IDVI总体较低（<46），反映出它们的脆弱性很高（摩洛哥除外，其IDVI为56）。

剩下的国家中，除突尼斯和卢旺达外，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低到中等的疫情风险，但是大多数国家的SPAR能力得分和IDVI都很低。

同时论文也指出，非洲面临的总体风险低于欧洲面临的风险（根据作者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分别为1%和11%），这与现在真实的情况也是符合的，但非洲整体反应能力也较低。非洲国家的SPAR总分和IDVI与其国家财富有关，通常明显低于许多用于检测、预防和控制的总资源较高的高收入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SPAR得分为93分，IDVI为63分。

从影响范围来看，北京、上海、广东输入的风险最大

在风险中等以上的非洲国家中，研究人员还确定了三个集群，每个集群对应于中国不同的机场，作为进入风险的主要来源。

1号集群是指风险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的国家，2号集群是风险主要来自于广东和浙江的国家，3号集群是风险完全来自于福建的国家（仅包括博茨瓦纳和莱索托）。

可以看到，1号集群的国家，大多数风险来源于北京，其次是广东和上海，而2号集群中广东则占据了91.8%，3号集群的两个国家，风险全部来自于福建。

非洲正在积极进行防范工作，但总体资源较少

目前，非洲国家最近加强了防范COVID-19的准备工作。许多国家改进了机场监控，并在入境口岸实施了温度筛查，这要归功于2013年埃博拉疫情时采购的设备。

世卫组织也鼓励向卫生专业人员和普通公众加强了宣传运动，然而一些国家仍然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比如没有快速检测病毒的诊断能力，如果输入病例将需要在国外进行检测，这可能会严重增加从确认疑似病例到确认并隔离之间的延误。

目前，世卫组织正在支持各国提高其诊断能力。在非洲区域，这一能力现已从仅有的两个转诊实验室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并预计在今后几周内继续增加。这些实验室的能力仍然受到限制，因为缺乏训练来进行这些试验的人员，而且进行这些试验所需的材料也不够。

在非洲区域，机场和医院设立疑似病例隔离室或追踪确诊病例接触者的资源可能很少。74%的非洲国家有流感大流行防范计划，然而，大多数国家已经过时，不足以应对疫情的大流行。

世卫组织也在积极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比如2月26日至28日在刚果的布拉柴维尔举行了一个名为“COVID-19患者临床管理危重病护理”的培训，来自11个国家的22名学员参加了该培训，目的是支持非洲区域各国提高其治疗COVID-19病例的技能和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中涉及的时间是在2月11日之前，当时中国的疫情比较严重，而国外尚未出现大规模暴发，因此作者主要考虑来自于中国的输入性风险，然而如今中国除湖北省以外，每天的确诊病例已降至个位数，并且就影响来看，目前非洲仅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仅各出现一例确诊。

因此，今后非洲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来源于中国，而是目前疫情暴发严重的其他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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